西夏开国人口考论

本文在认真研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,对西夏开国人口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和论述 ,认为由于史料采信等原因 ,以往研究与历史事实多有出入 ,存在不少问题。文章进而指出 ,特定的历史与地理条件决定了西夏自建国伊始即是一个“土地有限 ,人民有数”的地方性民族割据政权 ,其开国兵力不过 30余万 ,人口总数则仅及百万     

明清之际回儒对话的特点及启示

在我国历史上,汉族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主流文化,也作为一种相对先进的封建文化,曾赢得过其他民族的广泛认可,并对他们的文化给予过各式各样的影响,由此不断地增进着我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一致性、共同性与亲缘性,这是产生中华民族之凝聚力的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历史现象。 回儒对话就是这个历史现象中的一部分。明末清初,正是回回民族意识形成的关键时刻,这时及后来,一批经儒兼通（或曰四教即伊斯兰、儒家、佛和道兼通）的回回伊斯兰学者如王岱舆、马注、刘智和马德新等,在致力于汉文伊斯兰文化译著的同时,也开启了回儒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对话之门。     

清代驻藏大臣的设置及其历史作用

设立驻藏大臣是清王朝加强对西藏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。文章认为驻藏大臣的设置是清朝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,根据西藏当时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的一项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。它对西藏的社会政治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。     

对临夏人口问题的研究与思考

临夏人多地少,人口问题越来越突出,人口与资源、环境之间的矛盾愈来愈严重。本文对临夏人口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研究,试图寻找解决人口问题的对策。     

明清时期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

明清时期,瑶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,封建统治阶级在瑶族地区大力兴办儒学、社学、义学,推动了瑶族子弟向学之风的形成,培养了一批瑶族知识分子。但受瑶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影响,瑶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亦十分突出,并一直影响至今。     

明清回族进士考略(五)

本文考证了明清时期浙江以及镶黄旗6位进士的生平、事迹及其家世,重点考述了嘉善大姓丁氏。丁氏一族自宋至今千有余年,人才辈出,如明南都工部尚书丁宾、清初诗人丁澎、云贵总督丁思孔,均出自丁氏。丁氏一族来自西域极有可能。本文还提出丁氏可能为宋时入华的中亚国王所非尔之余脉的观点,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。     

晚清民国时期蔗糖业视野下的广西城镇经济网络

晚清民国时期,广西蔗糖业经历了繁荣、衰落再发展的轨迹,通过商人的经营活动促进了城镇经济网络和蔗糖业的楔合,蔗糖业的发展推动了城镇经济网络的发展。蔗糖业和城镇经济网络的楔合促进了民族经济融合。     

清真雅正与清代书院八股文教育

清真雅正是清代朝廷推行的衡文准则,包括在理、法、辞、气等方面有所要求。为了引导生徒作文步入正轨以及促进健康文风的形成,清代一些书院将清真雅正纳入八股文教育的范畴,清真雅正在书院学规、课艺甄选、课艺评点等内容中有着重要体现。为了便于生徒理解清真雅正,施教者要求研习明清时期八股文名家善本,用范文来指导习作。清代一些书院在进行清真雅正教育时,重视将为文上的开导与为人上的训迪结合起来,从而为国家培养品学兼优的科举人才,实现文学教育的崇高理想。     

清初“纪录”小考

本文对清初的“纪录”进行了考察。“纪录”在明代业已存在,可是清代“纪录”与明代“纪录”的运用方式不同。清入关后,如果官员拥有“纪录”,遇到行政性处罚时,可以以“纪录”抵消处罚。这样的功绩与处罚的抵销开始于入关前。在入关前的汉文史料上,与“纪录”相关的记载很常见。尤其是皇太极时期有关论功行赏的史料中,“纪录”的记载经常出现。因此,清入关后“纪录”的来源很有可能源于入关前（尤其是天聪年间）的论功行赏制度。在汉文史料上,入关前后“纪录”写的都是“纪录”,但是在满文史料上,入关前后“纪录”的写法不一样。入关前的“纪录”是“ni gidaha”,入关后的“纪录”是“jergi ejehe”。本文利用顺治初纂《太宗实录》、满文档案等各种史料进行考证,将满文“纪录”的表现变化时期限定于顺治年间。另外,还以满文的语言表现为线索,对入关前“纪录”的性质及其变迁进行考察。     

明清关中理学与文学

明清理学与文学的论争主要基于世道人心与文学表达方式能否实现“传道”的功能以及传道应该借助的途径和手段。明代关中士人,诸如李梦阳和康海等人尽管以诗文见长,但都是在理学环境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士人,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和传统持有相同观点。清初关中士人基于家国情怀,具有强烈的遗民情结,他们出于对世道人心的焦虑,大都对文学中非理学的成分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。